同样的一幕，在蓟州也在上演。
吴三桂铁青了脸，对传旨的吴公公说道：“吴公公，这不合兵法！有道是：孤城不守，有三万的关宁边军守在蓟州互为犄角，清兵才不敢放开手脚攻打京城。因为他们会担心，一旦攻打京城，就陷于背腹受敌；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停留在蓟州以待战机，才是眼下最合适的选择”。
“吴公公，您三天前不是说了，皇上和朝廷也向西北和河南派遣钦差去请勤王人马。不如这样，咱们等各路人马到齐了之后，以优势的兵力合击清兵；到时就不难破之！吴某此谏言，恳请公公遣人回京向皇上禀报！”
见到其他将领也纷纷点头赞同，吴公公黑着脸喝道：“咱家不懂什么兵法，吴总兵就别拿兵法说事。咱家只问将军，您是奉诏还是不奉诏？”，言罢，他又转头向关宁军的镇守监军太监刘公公问道：“刘公公，你是监军，你也要抗旨吗？”。
...
一场不欢而散后，吴三桂黑着一张脸回到军房里。
“碰”一声，一方上好的玉镇纸被吴三桂砸到门上，然后在地上滚了一圈，落到门边上。这时，门外伸进一只手，拾起玉镇纸，然后一道爽朗的声音传进门里：“军门，这么好的玉器，你如果不喜欢，就送给卑职了。卑职可是窥视了这方镇纸好久！”，说着，外面走进了一位身着儒服的中年文士，他一身儒服在军营中与将士很不搭调。
吴三桂见到来人之后，脸色才缓和了一些，狠狠地说道：“这群死太监都是该死！太监没一个好东西！”。
那中年文士说道：“长伯，太监虽然可恶，但他代表的是皇上。长伯不可得罪太监！你如今才二十六，就官至副总兵，此时得罪宦官实属不智。你可别忘了袁崇焕是怎么死的！”。
此人姓陈名道，表字昭元，陈家是吴家的世交。陈道三十二岁中举后，连参加了二次会试不第，就干脆死了科考的心思，转而到吴襄军中任幕僚。现在吴襄老了，就将他推荐给儿子吴三桂；他和吴三桂的极为投缘，两人私下是拜把之交了。所以，他对吴三桂说什么话也没那么客气。
吴三桂闻言，沉默不语。生气归生气，可真要冒着得罪皇帝的风险，他还不敢，便问道：“昭元兄，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陈道收起嬉笑的神色，说道：“长伯，留下一万步军守蓟州。另外两万骑兵先和清兵游斗一番再进京！如此，那个姓吴的太监也就无话可说了。你就说步兵不便野战，带着反而贻误军机！”。
“好！我听你的！”
......
北京紫禁城，崇祯的上书房内，兵部尚书杨嗣昌跪伏在地上不语。崇祯则是坐在龙椅上，神色犹豫不决，而大内总管太监王承恩则把书房的门关紧，然后眼观鼻鼻观心的站在门外。
“媾和？”，崇祯问道。
杨嗣昌肯定的回复道：“是的，诚如微臣向皇上所陈奏。攘外必先安内！清兵虽强，但终究是皮外之患，但李自成等人叛军才是心腹大患！大明地大物博，人力财力皆数倍于建奴。局势越乱对建奴有利，局势越稳则对大明有利。大明所缺的是时间，只要朝廷剿灭了最后叛乱，天下恢复安定；假以时日，以天下的钱粮，可训练处二十万大军，三十万大军都不是什么难事”。
“皇上，太祖皇帝以元末的残局，尚且能在十年间养起八十万大军，何况太平了二百多年的大明。皇上！臣请不要因眼下局势的泥沙俱下，让朝廷乱了阵脚，进而四面树敌。二年前，高迎祥大军何等声势浩大，三十万叛军不是也在河南被朝廷平定了吗？所以，建奴时下是又硬又臭的茅坑石头，而李贼叛军则是到处点火的柴薪。砸石头要蓄力，而灭火则不可延误”。
这几天，简直要把杨嗣昌给逼疯了。他杨嗣昌是管辖天下军务的兵部尚书，对战略方针上很有想法；但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行伍出身的武将，对京畿防务不熟悉。结果，漏了古北口这条要道的防务，整个古北口只在古北小镇驻扎了一千人，朝廷在北面的青龙峡险道，没有驻扎一兵一卒。
在熟悉地形蒙古兵代领下，皇太极亲率满洲本部和东蒙古的人马，从古北口花了三天时间就长驱直入。整个北直隶和京畿陷入一片风声鹤唳的恐慌之中，而他这个主政军务的兵部尚书，现在成了朝野上下和河北士绅眼里的罪人。如果不是京城戒严，他杨家的官府门前不知道还会有多少人堵住门口闹事。都察院和翰林院的弹劾他杨嗣昌的奏章，都装了一箩筐了！
和其他带兵的将帅一样的体会，杨嗣昌此时最痛恨的就是言官。当年他父亲杨鹤被言官群起而攻之被罢官；袁崇焕的死，言官在背后落井下石；祖大寿拥兵自重守住锦州脚踏两只船，这里面有不少原因，也是言官的攻诈逼迫。
现在，杨嗣昌想做的事情，就是赶快让朝廷确定大政方针，选择正确的决策：就是与清兵媾和，然后先平定内患。他最担心的是皇帝，他不知道皇上会不是放下朱家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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