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如宣言里那句话：【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虽然此时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但已经开始展露峥嵘，彰显出未来的无限可能。
但是，阶级间的斗争，在此时，更多的，表现在旧时代的毁灭，而不是新时代的无法解决的固有危机。
或者说，在此时、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的那种固有危机、内生问题，还不是要被首先思考的问题。
反倒是，对旧时代的毁灭，原始积累的罪恶，叫上个时代的那些用“道德”、“永恒的正义”、“永恒的仁义性善”之类的方式看问题的人，产生了深深的迷茫。
一方面，技术的进步，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
而另一方面：小农破产、手工业者破产、失业、小块土地私有制下的普遍贫困的加剧、原本城市的中产比如工匠等一步步被大工厂的商品冲击滑入赤贫。
技术的进步，按说应该是世界更美好、人们会过的更好才是。
但在这个过渡期，尤其是新时代从旧时代的母体破体而出、并且要杀死旧时代的阶段……只能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只有更痛苦，而不是更美好。
毕竟，旧时代还未死，而绝大多数人还是旧时代的人。
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听起来仁义道德的”反动思潮。
甚至可以这么说，谁“反动”，谁才能在这个时代当显学。
至少在此时的大顺，这几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明显。
当然，主要是在别的地方，比如欧洲，暂时还没资格出现这个问题。
“反动”的学说成为显学的条件，显然是“进步”的力量已经很强大、并且开始对旧时代产生威胁、且已经实实在在制造了新问题，才有资格出现这么一个“几乎必然”的阶段——以仁爱、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善良、人性等为出发点的反动社。
一方面，是大顺的农业生产力过早的发展，尤其是上千年前就已达成了欧洲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亩产而导致的小土地私有制的普遍存在。
以及由此生产力水平，以及前一个变革期留下的诸多与此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空想。
另一方面，则是千余年间此起彼伏的斗争、起义，带来的种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的思潮。
也即是说，在大顺的先发地区，一些能、也只能诞生在“新旧之交”的一些思潮，已经开始出现。
这些思潮，主观上，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为了多数人”。
但客观上。
要么：
是陷入【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空想。对于社会未来的构想，只是把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即财产的平等占有）为社会变革的直接目的……】，即资本主义发展期的第二种私有制对第一种私有制的谋杀的一种反动。
一方面肯定私有制、另一方面又从人道主义的原则幻想着不要出现剥削和两极分化的那种以占有他人劳动成果为基础的私有制，从逻辑上就陷入了一个需要“机械降神”的死循环中，因为这一套东西，所有制和生产没有任何关系，而私有制纯粹是一个意志的结果，而意志的结果意味着需要一个名为“守护私有制；但又不准兼并、不准压迫、不准剥削、不准低买高卖、不准投机、不准赚超额的利润、不准囤货居奇”的神明来守护这种意志在现实得以实现。
要么：
鼓吹性善、鼓吹爱、鼓吹仁义道德。
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起劲地咒骂资本主义是一种罪恶，因为它使小生产者、小农等破产。
把宗法式的小土地私有制理想化，主张无代价地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贫困者，甚至主张把无产者变为小生产者。
要么：
则陷入一种【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某种必然。
于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
最后：
则是大顺这种历史上有个盐铁之争、官营、管控、均输、轻重等早期思辨的国家，则很容易产生一种批判的空想。
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发展实业、解决新时代体系下生产无序等问题，等等。
依靠科举制所衍生出的“选拔精英治国”的精英主义；继承传统的官山海、轻重术衍生出的“指挥棒来指挥生产”的设想；重农轻商传统下对生产和实业的重视衍生出的实业发展思路等等。
便是大顺实学派所谓的三歪经之一的……圣西门主义。
这个历史上在1871年3月18日之前，影响了法国三十年的、一等一的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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