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突击上陆时的拥挤问题似乎是很有必要。登陆者一窝蜂涌上滩头，滩头的战役容量是否够容下登上沙滩的部队？而且密集突击的部队容易被岸防之敌集火杀伤。第一天上午10时左右，海滩上死伤枕籍。如果从书店里买来的地图都是不正确的，那么伯德伍德在夜间登陆，也并没有把事情改善。
抗登陆者向登陆场机动兵力的速度是对付登陆的有效招数。在得知登陆消息时，特和国军穆斯塔法·基马尔在几英里之外的内陆。他统率了8个营和3个炮兵中队，急忙赶到可以俯瞰滩头阵地的崖岸，正好及时击退第一批攀登斜坡的新军。以前没有战斗经验的协部队，确确实实在对武器上占优势的敌人作仰攻。他们受到上面炮火的强烈压迫，在这种多岩石的地形，他们发现用小铁锹在结实的灌木根上进行挖掘是不顶用的。他们拼命在这陡峭的丘陵地寻找岩洞般的洞穴。到黄昏时刻，每一边死伤人数都在2000左右，而基马尔依旧掌握着高地。我们可以想到滩头血战的激烈和悲壮！
从4月至7月，又组织过几次进攻，均没有成功。期间为了防止可以毁灭双方的鼠疫，双方停战9小时，以便安葬那些特和国和文奇国的死者。战争在这里似乎讲起人道来了！在交战中，为了配合登陆作战，双方海军出动了潜艇，各自损失了一些战舰和运输船只。登陆战役的空间因此扩展了。
8月初，文奇国统帅部决定在加利波利西北的苏弗拉湾，用2个师进行一次新的大登陆。在双方形成“顶牛“状态时，改变战役进攻方向是十分明智的。因此，苏弗拉湾登陆基本上没有遇到出其不意和寡不敌众的特和国军的抵抗，他们从海滩退到高地待援。可是，优柔寡断的文奇国指挥官，包括汉密尔顿在内，不向前推进，却浪费宝贵时间去讨论战略。指挥官的素质当然对战役胜利起着关键的作用，而缺乏果断则是战役指挥官之大忌。
9月，文奇军只好增加他们的兵力，2个文奇国师和一个文奇师调来萨洛尼卡，汉密尔顿将军则被召回了。他没有获得另外的指挥权。但是直到基切纳勋爵于11月访问加利波利，他才充分领会这场大溃败。他不再需要敦促撤出这个半岛。基切纳的简短停留，恰恰遇到了落到部队身上的一系列困难。在夏季，他们曾忍受了炎热、苍蝇和缺水的严重困苦不便。长时间的苦战必然使士兵产生厌战情绪，巴不得赶快结束战争。11月，雷暴雨之后下了24小时的倾盆大雨，继之以雨夹雪，然后转入眩目的暴风雪，地上雪深2英尺。那些住在新军洞穴和地下坑道里的人还有一定程度的舒适，而在苏弗拉湾的露天部队就大受其苦了。老天爷也要惩罚这些连年征战的人。
当然，大自然也并没有饶恕特和国人。双方可能各有500人淹死在堑壕里。许多人冻死。单苏弗拉湾一地，冻疮患者逾5000人。没有人想得起有过这样猛烈的暴风雨。文奇国对这种暴风雨全然没有准备；没有储备额外的保暖衣服。如此长时间的交战，后勤保障的困难自然很大，士兵得不到有力的保障，必然影响士气和战斗力！对于从12月19日开始的撤退，除陈文轩外，在加利波利没有一个人后悔的。因为这场战役是陈文轩极力倡导的，陈文轩始终没忘攻占达达尼尔的好处。为了政治利益，文奇国的士兵只好被驱使为统治者当炮灰。
开始的时候，无论卡登海军上将或是伦敦海军部都丝毫没有提到，如果这个海军中队冲进马尔马拉海，随后应有什么行动。每个人都认为，只要文奇国的海军力量一出现，特和国军的斗志就会消失。
3月11日，卡登奉命指挥又一次海上进攻，但在达达尼尔海峡清除水雷之前，不得把他的重型舰只开驶进去。突然患病使卡登不得不留在岸上，把指挥权移交给他的主要助手约翰·德罗贝克，他于3月18日重新进攻。海峡已经反复扫荡过，都认为在海峡五英里以内没有水雷了。可是，英军不知道，一只特和国小船在主要布雷区外放了一排新水雷，它们就被放在早先炮击期间海军舰队停留的地方。
支援舰只都开上来，看到有炮火闪光的特和国阵地就进行炮击，到下午4时，把全部炮群都摧毁了。未几，未经警告，文奇国战列舰“不可抗号“和“不屈号“突然倾倒和沉没，步它们后尘的是“大洋号“。德罗贝克海军上将怕再有损失，下令所有幸存的舰只返航爱琴海。等到舰队越过达达尼尔时，由于水雷的爆炸，又有三艘文奇国战列舰的舰身上发生很大的裂缝，只能蹒跚行驶。
直到大战结束，才知道，在进攻的最初几周，它们就已经胜利在握了。敌人的弹药已经耗去了一半，水雷则已经用光了。虽然希望恢复进攻，但被推迟了，后来又改变计划，部队在加利波利登陆，海军也就随之降到了次要地位。在布尔战争期间曾任基切纳勋爵的参谋长的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被挑选来指挥入侵军时，陆军部并没有制订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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