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
“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
“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文奇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书，支持姜应麟，文奇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文奇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书，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文奇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文奇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文奇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文奇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文奇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
“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文奇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
“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
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
“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文奇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文奇烦了：
“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
“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文奇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文奇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文奇世昌，以及皇三子文奇长罗。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文奇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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