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之死，太史慈作何反应并无记载，当时的人也未必知晓，但不管他怎么想，人们是有理由对他不放心的：他对孙策的忠诚，与其说是“君臣之道”，不如说是“朋友之信”，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寂寂无闻中度过的。建安十一年，四十一岁的太史慈病逝。吴书曰：“慈临亡，叹息曰：‘丈夫生世，当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今所志未从，奈何而死乎！’”这句话在《三国演义》中，被改为“大丈夫生于乱世，当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毕竟“以升天子之阶”云云太容易叫人浮想联翩了——莫非这个义薄云天的太史子义想当皇帝？这倒不大可能，太史慈从未表现过这种野心。但是这句话却可能是他命运的最好说明：什么人能够“带七尺之剑，以升天子之阶”呢？除了皇帝，只有勋臣。
而这对于他来说，未免过于遥远了，他有匡扶天下的雄心壮志，却只能听命于一个军阀，一句话：他不甘心。而且，并不在乎将这种不甘心表现出来，太史慈死后，史书记载孙权的反应是“甚悼惜之”，却没有像记载很多将领的后事那样，对给与他怎样的哀荣、其部曲是否保留做个交代。
太史慈这一生，既可以说豪侠仗义、不负平生，也可以说才未尽用、壮志难酬。原因可能就在于：他的信念，相对于那个时代而言过于奢侈了——每个大大小小的主子都承认：忠义是个好东西——但必须是对我忠、对我义。太史慈的问题，就是他的忠义“太大”了，大到了任何主子都无法驾驭、无法放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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