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过秘书递来的几封信，普朗克发现信封上的地址全都来自同一个国家。
他皱着眉头又问道：“这些怎么全都是?本寄来的，有没有中囯的信件？生产茶叶和瓷器的那个中囯！”
“中囯？我想起来了，今天早上和电报一同送来的，确实有一封从那里寄来的信，”秘书略带讥诮地说道，“教授，我第一次看到有中囯人向《物理学年鉴》投稿，估计内容和那些不知疲倦地寄来一封又一封证明了牛顿运动定律是错误的印度物理学论文差不多，就自作主张，直接扣下没给您送来。”
“立刻把这封信给我找来，我现在就要看！”
秘书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修边幅的秃顶老教授突然发起了脾气，只能悻悻地退出办公室，半晌后，又拿着一枚厚厚的信封重新返回。
“教授，应该就是这一封了。”
秘书这次学了个乖，交上信封之后就悄悄退了出去，他可不想再做一次被无名火殃及的池鱼。
邮戳上的日期是1922年11月20日，也就是说这封信历经了四十多天的漂泊，穿过太平洋、马六甲、印度洋、苏伊士，在马赛登陆后又坐着轰隆隆冒白烟的蒸汽火车几经辗转，才来到了柏林的这间办公室里。
打开还带着大海味道的信封，抽出折叠的信纸，在办公桌上铺平之后，普朗克看到了这篇论文的题目，《光和电子之间的另一种效应：关于单色伽马射线经物质散射后性质变化的一个量子物理学解释》。
“1887年，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在研究电磁波时，意外发现了紫外线照射到金属电极上，可以帮助产生电火花。
“十八年后的1905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光产生和转变的一个启发性观点》的论文，引入了‘光量子’这一概念，成功给出了这种被称作‘光电效应’的实验现象的理论解释。爱因斯坦博士也因为这项功绩，于今年刚刚被授予了去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看到论文的开头写了这么一件往事，顿时勾起来普朗克的一段尘封许久的回忆。
1905年，普朗克已经在《物理学年鉴》编辑部做了十年的编辑工作。
某一天，他收到了还是瑞士伯尔尼专利局小职员爱因斯坦的投稿，主题正是用光量子假说解释光电效应。
事实上，普朗克起初对爱因斯坦的光量子假说持反对态度，因为他并不愿意放弃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顽固地坚信光是连续的波动，不是一颗一颗的粒子。
他是如此驳斥爱因斯坦：“君之光量子一说，使物理学理论倒退了非数十年，而是数百年矣！惠更斯早已提出光为连续波动而非牛顿所言之微粒也！”
但即使这样，普朗克还是同意把连同这篇在内的五篇论文发表在了《物理学年鉴》上，这才成就了1905奇迹年的一段佳话。
没错，此时的《物理学年鉴》还没有后世万恶的同行评审，只需要经过编辑初筛，便可发表刊行。
直到1911年第一次索尔维会议的召开，普朗克才基本被爱因斯坦说服，接受了后者的光量子假说。
没想到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算来和爱因斯坦相识已经将近二十年。
回过神来，普朗克继续看着手里的论文。
“1904年，英国物理学家亚瑟·伊夫在研究伽马射线的吸收和散射性质时，发现了经铁板或铝板之类的材料散射过后的伽马射线，往往会比入射射线要‘软’一些。后来经大卫·弗洛兰斯和约瑟夫·格雷等人进一步的实验和研究，最终得到了‘单色的伽马射线被散射后，性质会有所变化，散射角越大，散射射线就越软，和散射物的材料无关’这一结论。
“但到底要用何种理论才能准确恰当地解释这一现象，多年来物理学界始终莫衷一是，没有达成统一的共识。
“同样在伊夫发现伽马射线现象的十八年之后，笔者从爱因斯坦博士的光量子理论出发，尝试着针对这种现象给出一种量子物理学解释。……”
看到这里，普朗克又稍微皱了皱眉。
这个中囯人在论文里前后特意强调了两次十八年，是在暗示自己的成果可以比肩爱因斯坦吗？
在普朗克的印象里，中囯人都是像夏元瑮、蔡元培那样温文尔雅，儒雅随和的君子，为什么这个年青人却如此之狂妄？
陈慕武当初写这一段的时候，确实有那么点儿“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意思。
他既然早就知道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为什么还要装孙子？
中囯人就是温良恭俭让的时间太久了，才会被白皮洋鬼子误解为软弱，骑在头上欺负。
带着少许的不快，普朗克继续读着论文里接下来的内容。
“笔者姑且把爱因斯坦博士提到的光量子（das Lichtquant）看作是一种粒子，并为之取名为‘光子（das Photon）’，词根来源自古希腊文中的光这个单词φ??（ph?s）和φωτ??（phōtó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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