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本日记是常美欣的帐目本，奇怪的是那些数字比较特别，不是每天的记录，而是每周的记录，数字不大不小，都在500－1000之间，最后一次的记帐日是1985年3月6日，也是常美欣死亡的日子。
本子上尽管只有简单的数字，春生还是发现了问题，从3月6日往前推算，每个记帐的日期应该都是周三，数字后面没有单位，看不出是钱帐还是货帐，常美欣是库房部主任，按理应该是货物的帐。
既然是货物的工作记录为什么不放在办公室而放在床板的隔层里，想必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是春生联想起了自己在红星造纸厂的经历，她入住的第一个晚上，也就是常美欣死后一周，也是个星期三，那晚春生分明看到有眼睛在注视她，虎子开库房的那天也是星期三，星期三难道真的有什么秘密吗？是约定俗成的什么日子吗？是黑色的死亡之日吗？如果常美欣没有死，3月13日的晚上会发生什么呢？是不是还会有一个相应的数字记在这个本子上。
想到这一系列的事情，春生觉得这个本子事关重大有可能和常美欣的死亡有关。
第二天一大早春生来到了属地派出所，把这个日记本交给了警察，还把自己在红星造纸厂深夜所见的如实汇报了给了警方，配合警察做好笔录等事宜后回到厂里已是上午10点多了。
春生早上走得急，原想把本子送去就回来耽误不了多少功夫，所以就没有请假。
想不到刘国仁说：“按厂规旷工半日，扣一天工资，你上午可以回去了，下午再来上班吧。”
春生的脸急胀得通红，实在不想这一天的工资就这么泡汤了，可是又不好解释什么，只是站在原地搓着手指。
又一想，反正这样了，昨夜通宵没睡，不如回寝室好好睡一觉，便头也不回地走了。
刘国仁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低声咕哝道：“你若是求求我，就不按旷工算，算你请了半日假。”
警方根据春生提供的线索，在虎子这里打开了突破口，牵扯出一件侵吞公有财产的案件。
生产一部和生产二部两位部长伙同库房主任做假帐，然后在夜里偷偷地运出货物，出售所得收入三人分赃，每周三便是他们的运货日，常美欣的那个日记本记录的就是偷运出去的纸品数量。
两位部长与常美欣合作已久，也深尝到其中的甜头。
虎子是常美欣的追求者，也是她的得力干将，象这种事情常美欣通常是叫虎子去过数，慢慢的虎子知道了他们的勾当，他担心常美欣，多次劝她不要再做下去了，常美欣苦笑：“我已经上了贼船哪还有退路，即便此时收手我也是个犯了罪的人。”
虎子说后来常美欣他们的手笔越来越大，货物量翻了翻，三个人好象因为分成的事闹得不愉快，原来是常美欣占三，两位部长占七，常美欣说一旦出了问题全是库房的责任，所以想提高分成变四，两位部长自是不同意。
在3月6日深夜雇用了几个小流氓运货，几个小流氓见常美欣长相漂亮衣着单薄，便起了歹心，把她拖入厂区后面的林地里实施了轮奸，实施后又杀人灭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依法治国方案还很不完善，社会治安较差，各类犯罪率极高，打架、抢劫、强奸、杀人履见不鲜，由于技术条件有限较难破案，在呼塔县发生得最多的案件要数强奸案，案件发生得多，报案的人少，受害者往往自认倒霉选择沉默，更是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在这个小县城里，只要天黑了，女人们便再不敢独自出门，曾有人家的姑娘出门倒垃圾的功夫就被坏人拖走了，女人下了夜班深夜回家是很危险的事情，轻者失身，重者会被奸杀。荒草林地，流水沟渠中常会发现被奸杀后赤身裸体的女尸，这也是轰动一时的“拍花”案。
“拍花”使当地的老百姓人心慌慌，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传说“拍花”实施犯罪时，运气好便能留下命来，如果受害者反抗激烈，便会被先奸后杀，而且手段十分残忍。
常美欣的死满足了两位部长的心愿，这也是他们为何雇用小流氓运货的目的，是他们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常美欣死后贪婪成性的他们并没有及时收手，与虎子故技重演做起了肮脏的交易，常美欣案件的告破，他们一行人也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一九八七年春节过后，省电台的广告效应开始展现出来，造纸厂的订单多了许多，生产任务比以往增长了一倍，原有的生产规模已经满足不了当前的销售量，厂里一方面研究扩建厂房，一方面调整生产时间，在现有的资源基础上延长工作时间，工人们24小时两班倒以增加产量。
乔梁因为广告宣传一事立了功，姜丽丽又在厂长面前做了不少工作，让厂长知道了这个创意原本就是乔梁的，在姜丽丽的帮助下乔梁成功地当上了宣传科科长，全面负责厂里的各项宣传工作，工作干得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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