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戈培尔在柏林体育宫里，用他那近乎癫狂的演说，为整个第三帝国吹响了“总体战”的号角。然而，宣传的狂热，终究无法掩盖现实的寒意。就在柏林的市民还在为“元首的意志”而高呼万岁的时候，在千里之外的东线战场上，一场真正的、由钢铁和鲜血谱写的“总体战”，早已进入了它最残酷、也最关键的间奏。
斯大林格勒的绞肉机刚刚停歇，哈尔科夫的泥潭又吞噬了数十万苏军。1943年的春天，对德苏双方而言，都像是一场惨烈拳赛之后的中场休息。拳手们各自退回角落，大口喘着粗气，队医在紧急处理着流血的伤口，而教练们，则死死地盯着对方，盘算着下一回合的致命一击。
1943年3月，随着春季泥泞的到来，东线战场暂时陷入了僵持。曼施坦因元帅在第三次哈尔科夫战役中那记精彩绝伦的“反手一击”，虽然暂时稳住了德军濒临崩溃的南方战线，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但也只是将德军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战略上的被动局面。
战役结束后，一条新的、犬牙交错的战线，在乌克兰的黑土地上凝固下来。而在这条战线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个由苏军在冬季反攻中形成、向西深深楔入德军防线的巨大突出部——库尔斯克突出部。
这个突出部，从地图上看，就像一个从苏军战线上伸出的、巨大的铁拳，南北宽约200公里，东西纵深达150公里。它的存在，对双方来说，都既是巨大的诱惑，也是致命的威胁。
对德国而言：这个突出部简直是眼中钉、肉中刺。它不仅像一把尖刀，随时可能切断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之间的联系，更是苏军发动下一次大规模攻势的绝佳“跳板”。
对苏联而言：他们虽然牢牢地控制着这个战略要地，但同样寝食难安。因为这个巨大的突出部，也意味着其南北两翼，完全暴露在了德军钳形攻击之下。
这块被鲜血浸透的土地，就这样，成了一块巨大的战略磁石，吸引着双方将最后的、也是最精锐的战略预备队，都投入到这个即将到来的“终极赌场”之中。
在东普鲁士“狼穴”大本营那阴冷压抑的地下室里，一场围绕着1943年夏季战略走向的激烈争论，几乎从春天一直持续到了夏天。德军的高级将领们，对于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吵得是不可开交。
陆军总参谋长库尔特·蔡茨勒将军，是“主动进攻派”的坚定代表。他认为，德国已经经不起另一场漫长的消耗战了，必须在苏军完全恢复元气之前，集中所有力量，发动一次决定性的、能够重创苏军有生力量的攻势，夺回战略主动权。而库尔斯克突出部，正是实施这次“有限目标”攻势的绝佳场所。一个代号为“堡垒”的作战计划，开始在他的参谋部里逐渐成型。
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想复制一次“坎尼式”的经典围歼战：由莫德尔元帅的第9集团军从突出部的北面向南突击；由曼施坦因元帅的南方集团军群（主要是霍特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普夫战役集群）从南面向北突击。南北两支铁钳一旦在库尔斯克以东地区会师，就能将突出部内的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主力，全部包了饺子。
然而，这个计划，却遭到了两位德国陆军中最有分量的“技术专家”的强烈反对。
第一位，是刚刚被重新启用、出任装甲兵总监的“闪电战之父”——海因茨·古德里安。这位“装甲部长”，刚刚接手德国的坦克生产，正为如何提高产量、装备新式坦克而焦头烂额。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德国的坦克家底，在经历了斯大林格勒和冬季的巨大消耗之后，已经薄得像一层窗户纸。他曾在一次与希特勒的激烈争吵中，几乎是拍着桌子警告元首：“我的元首！东线的任何一次进攻，都意味着对我们宝贵的装甲力量的巨大消耗！我们好不容易才生产出这么一点新式坦克，您现在就要把它们全部投入到库尔斯克这个苏军重兵设防的‘绞肉机’里去吗？我们再也打不起一场斯大林格勒式的消耗战了！我主张，我们应该在东线转入全面战略防御，利用‘虎’式和‘豹’式坦克的优势，进行机动反击，尽可能地消耗苏军的有生力量，同时将主要的资源，用于西线，应对即将到来的盟军登陆！”
第二位，则是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元帅。这位战略大师虽然也同意必须主动进攻，但他认为，硬碰硬地去撞库尔斯克这个“马蜂窝”，实在是下下之策。他更倾向于再玩一次哈尔科夫式的“反手一击”：先在库尔斯克南翼采取守势，故意示弱，等苏军主动从突出部里冲出来之后，他再指挥装甲主力，从侧翼给与致命一击。
面对着手下这些各执一词的将军们，希特勒陷入了长久的犹豫。他既被“堡垒”计划那“一举定乾坤”的前景所诱惑，又对古德里安关于“消耗战”的警告心存忌惮。最终，一个看似“折中”的、实则致命的决定，从他口中做出——“堡垒”行动，照常进行，但必须推迟！等待那些被他寄予厚望的“新式武器”能够大规模地生产出来，并部署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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