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务实此番被皇帝留宿春和宫，家中随从约有二十来人也被允许陪同，高杞是其中地位最高的一人。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充当了类似管家的职能，因此也获得特准，可以随时出入宫禁，只不过进出皇宫都需要登记报备，说明进出缘由。
此番出宫，高杞登记的理由是靖国公有些日常用惯了的物什需要自己临时置备。南京宫监方面原是个闲得淡出鸟的清水衙门，各项制度十分松弛，再加上来人地位特殊且理由听起来完全合理，自然也没有人敢质疑什么，很痛快地放他出了南京紫禁城。
高杞不知道的是，他前脚刚走，南京守备太监田义这时候也已经向皇帝奏禀了相关事务，来到宫门处。
田义摆手让过来参见他的闲杂人等各自退下，只留了负责看管宫门的内廷宫监，径直问道：“方才咱家进宫之后，可有靖国公府的随员离宫？”
那宫监连忙佝偻着腰背道：“好教内守备知晓，靖国公爷的堂侄高杞方才正好录表离宫，就在眨眼之前。”
内守备，指的就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这个按理同样是镇守太监的职务，与其他地区的镇守太监却有不同的名称。别处的镇守，都是“钦差镇守XX地方太监”，唯独南京是“钦差南京守备太监”，可见这个职务强调的就是“守备”二字。
然而南京的“守备”不止他一人，还有一个“南京守备勋臣”存在，由是就只好按照内廷外廷的差别，再分出“内守备”与“外守备”来。
对于“大明南京”的权力体系，后世最常见的说法就是“三大重臣”说，即南京兵部尚书、南京守备勋臣、南京守备太监并列为南京系统三大巨头。这说法的确没错，但简单一句“并列”其实并不能说明“三巨头”的权力格局细况。
简单的说，这三大巨头究竟有无高下之分，或者实权大小可有差异？当然都是有的。
名义上而言，“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名第一，“南京守备太监”排名第二，南京守备勋臣排名第三。
但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之所以排名第一，其实主要是占了大明中后期文官集团整体势大的便宜，并不代表他的实权乃至地位真的能排在南京三大重臣之首。
其实如果按照“礼制”来说，“南京守备勋臣”因为必须由勋贵担任，而南京勋贵按大明制度，每一位都是“超品”，理论上应该是“地位”最高的；如果不考虑礼制而考虑亲疏，那么“南京守备太监”因为是司礼监外差，是皇帝的“三千里外亲臣”，则他就应该是地位最高的。总之，无论如何不应该是“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排第一。
但刚才所说的这些毕竟本来就只是“名义上”的，那么实际上呢？这就要从南京真正的权力机关——“南京守备厅会议”说起了。
两京制不是明代特有的产物，早在西周的时候，就经营洛邑为东都；东汉则以洛阳为都城，以长安为西京；隋朝建都长安，隋炀帝又营建洛阳为东都。此后的唐、宋、元等朝也都有两京。
明之两京，严格意义上来说是在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才形成的。仁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洪熙元年，仁宗头脑一热决意迁都南京，仍以应天为京师，称北京为“行在”。
不过仁宗在位不足一年，迁都南京中途夭折。宣宗即位后，他不赞成迁都，但继续维持仁宗的部分做法，仍然称北京为“行在”，而称南京为“京师”。
直到英宗即位后，才在制度层面明确了两京的关系，再次以北京为首都，南京为留都。此后，两京制形成定制，直至大明灭亡。
当然，大明的两京与其他王朝不同，有其固有的特点，其中最显着的就是官制。其他王朝在留都一般仅设“京兆”、“留守”一类的地方最高长官，而不是成建制地设立各级官署。
而大明南京的官制，则基本上是北京的复刻，且南京诸官连品级也与北京一样。不过为了加以区别，南京的官员头衔上照例要加上“南京”二字。
南京远离皇权，皇帝自然要派重臣、心腹作为政权的绝对核心。然而，毕竟皇帝只有一个，南京就没有必要像北京那样设置一个内阁，以备皇帝顾问。所以相较于南北两京的六部，内阁还是具备独特性、唯一性。
既然要在南京设置重臣，那么大明在当时便先设了南京守备、协同守备、守备太监和参赞机务四个官职，组成一个领导机构叫“南京守备厅会议”，以管理南京以及南直隶的相关事务。
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后，命中军都督府掌事官守备南京，当时的官名为“节制南京诸卫所”。
仁宗即位后，以襄城伯李隆镇守南京；宣德时期，改“镇守”为“守备”，并规定南京守备例由公、侯、伯等勋贵担任，同时南京守备还要兼领中军都督府。
对于南京守备的职能，是有具体记载的：“凡南京守备一应机务，每日会同参赞官于守备厅署理。每月朔望日，守备、参赞等官及各府堂官会同内守备，议合行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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