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段，希望太宗采纳他的谏言。
作者的批评，既直率尖锐，又极有分寸，切合对象实际。文中对太宗的许多批评，不但直言不讳，毫不假借，而且往往直揭其言与心、言与行的矛盾，深入其内心隐秘。如批评其“虽忧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恃功业之大，意蔑前王”，甚至把太宗为自己轻用民力而辩护的歪理（“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也和盘托出，直截了当地加以指斥，锋芒尖锐，鞭辟入里，足使太宗感到脸红。但这些批评本身又正说明太宗的骄侈与轻用民力，不同于炀帝的骄侈与滥用民力，这是在一种知与行、理智与欲望的矛盾下产生的骄侈行为，带有某种不自觉的特点，而不是昏主暴君不顾一切后果的一意孤行。又如“渐不克终四”对李世民对待君子与小人态度的批评，一开始只指出他“轻亵小人，礼重君子”。这一轻一重，似乎并不错。但从内心深处说，这时的太宗并不喜欢君子，也不厌恶小人。因此对前者是“狎而近之”，对后者却是“敬而远之”。这就必然导出“不见其非”“莫知其是”的结果。通过严密的推理与层层深入的分析，将这一轻一重提到“非致理（治）之道”“兴邦之义”的高度，批评不可谓不切直尖锐，但“轻亵小人，礼重君子”这种现象本身又说明太宗在理智上完全明白孰轻孰重，表面行动上也能做到。这就与昏暴之主本性跟小人一致者有明显区别，因此这种批评又是完全切合实际的。可见，真正有效的批评，乃是实事求是的批评。人们往往只注意魏徵“直谏”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谏诤之所以成功的原因。当然，这跟太宗本身的诸多主观条件也是分不开的。
这篇奏疏，虽大量运用骈偶句法，但又时参散句。偶句本身也脱去六朝骈文专门在辞藻、典故、声律上下功夫的旧习，用平易朴素、明白晓畅的语言说理，真正做到辞达而理洽，具有一种朴质明畅的美感。诚如近人高步瀛所评：“词旨剀切，气势雄骏，与六朝骈文俪黄妃白者迥然殊途。陆宣公献纳之文即出于此，后来欧、苏奏议皆用其体，应用之文以此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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