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轩记
作者：【宋】苏辙
余既以罪谪监筠州[1]盐酒税，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败刺史府门。盐酒税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处，乃告于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怜其无归也，许之。岁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补其圮缺，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本，竹百个，以为宴休之所。然盐酒税旧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适皆罢去，事委于一。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莫归，筋力疲废，辄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
余昔少年读书，窃尝怪颜子[2]以箪食瓢饮，居于陋巷，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私以为虽不欲仕，然抱关击柝[3]尚可自养，而不害于学，何至困辱贫窭自苦如此？及来筠州，勤劳盐米之间，无一日之休，虽欲弃尘垢，解羁絷，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后知颜子之所以甘心贫贱，不肯求斗升之禄以自给者，良以其害于学故也。
嗟夫！士方其未闻大道，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华而收其实，从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而况其下者乎！故其乐也，足以易穷饿而不怨，虽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区区欲磨洗浊污，睎圣贤之万一，自视缺然，而欲庶几颜氏之乐，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为鲁司寇，下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无所不可。彼盖达者之事，而非学者之所望也。
余既以谴来此，虽知桎梏之害而势不得去。独幸岁月之久，世或哀而怜之，使得归休田里，治先人之敝庐，为环堵之室而居之，然后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眉山苏辙记。
注释：
[1]筠州：治所在高安（今属江西）。[2]颜子：颜回，孔子的学生。《论语·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抱关击柝：守关击梆，此谓出任守门打更的小吏。柝，巡夜者击以报更的木梆。这两句化自《孟子·万章下》：“孟子曰：‘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为贫者，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辞尊居卑，辞富居贫，恶乎宜乎？抱关击柝。’”
赏析：
苏辙十九岁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可谓少年得志，前程似锦。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以执政领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新法，时苏辙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寡言鲜欲，深得王安石敬重，本不难夤缘直上，苏辙却秉公力陈谠言，一再谏阻青苗法，以至触怒王安石，调任外职达十年之久。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诗下御史台狱，辙上书乞纳在身官赎兄罪，不报；十二月，轼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长期的仕途蹭蹬，促使苏辙深刻反思仕官与学道的关系。这篇写于元丰三年十二月初八日的文章，借记东轩挥洒笔墨，集中抒发了对仕、道关系的思考。
首段历叙辟轩经过与有轩难安的无奈。初落笔，就点明处境与身分：“以罪谪监筠州盐酒税”。宋制，各地随事置官征收盐酒税，税有定额，年终据其增损情况，予以奖惩。这是一个位卑事烦、权轻责重的职位。辙到任未久，即开辟听事堂之东为轩，种杉二株，竹百株，作为宴休之所，怡情养性。由于恰逢三吏去其二，三人之事皆委于一人，辙昼出坐市区，暮归，筋力疲废，昏然就睡，终不能安息于东轩。辟轩不易，轩成又难安，无怪他惟“哑然自笑”而已。此乃思想生发之契机。次段即由此东轩，联想到年少读《论语》时，对颜渊行事难以理解：颜渊一箪食，一瓢饮，穷居陋巷，人不堪其忧，而他不改其乐，精神固然可嘉，终有自苦之嫌，为何不如孟子所言，为贫出仕，辞尊居卑，辞富居贫，出任守门打更的小吏，以禄自养？旧日百思不解，今日来筠州，无一日之休，欲自放于道德之场而不得，方才顿悟颜渊拒仕之苦心，即不欲以斗升之禄害学道。这是对十余年仕途生涯的反省，也是对颜渊忍贫学道精神的赞叹，对古儒重道轻禄传统的弘扬。在儒家心目中，道是理性的顶峰、人生的妙谛、行动的指南。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孟子·万章》）苏辙信奉的就是这种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
第三段又推进一层，阐发学道的三重境界。未闻大道者，“沉酣势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为乐”，这是俗士；循理以求道，“不知夫天地之为大与生死之为变”，这是德者，如颜渊；“惟其所遇，无所不可”，这是达者，如孔子。苏辙鄙弃俗士，仰慕德者，崇敬达者，“欲磨洗浊污，睎圣贤之万一”，这既是对千年儒道的礼赞讴颂，更是对自己的悬鞭自策。新党执政，辙奋笔反对王安石青苗法；旧党当权，辙又抗言反对司马光复行差役法，真是平生正道直行，刚正不阿，故《宋史》本传赞道：“君子不党，于辙见之。”
最后，针对身处逆境，难行大道的现实，抒发归休田里的情怀，亦即“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之意。“追求颜氏之乐，怀思东轩，优游以忘其老”数句，回照首段东轩与二、三段颜渊，既贯通意脉，绾结全文，又纠醒题旨，颇具匠心。
文章以东轩为发轫之契机，以颜渊精神自乐与生活自苦，自己与颜渊，俗士与德者、达者的多重对比为线索，推崇重道、求道与行道精神，立论高远，而推论入情入理，给读者以深刻的启迪。《宋史》本传谓辙无轼英迈之气，闳肆之文，而“论事精确，修辞简严，未必劣于其兄”，就本文而言，确乎当得此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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