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沿着河边向西开，开了一段距离后，掉头上了一座石桥，然后便一直向南开。
1941年的这次阅兵，无论对苏联还是后来的俄罗斯，都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作为这历史事件参与者的我，此刻正坐在司机和克罗奇科夫的中间，怀抱着冲锋枪，一言不发地闭目养神。
卡车开着开着，突然停了下来。我睁开眼睛问司机：“怎么停车了？”边问话边往窗外看，想看看是不是遇到什么临时的检查站之类的。外面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停了，能见度很高，公路上空荡荡的，别说检查站或街垒，就连人都看不到一个。
“车抛锚了，我去看看。”司机说着，打开了车门跳了下去。他绕到车前，掀开了车前盖，认真地检查起来。
我把身体向左边移了移，坐到司机的位置上，从半开的车门探头出去往后瞧，除了我坐的车和另外两辆一起来的卡车停了下来，后面的车全停了下来，长长的车队一眼望不到头。我扭头对克罗希科夫说：“指导员同志，您看，我们的车抛锚了，把所有的车都挡住了。这个车不知道出了啥毛病，还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您是不是到后面去，让那些车先走？”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他说着，正了正头上的军帽，然后拉开他那一侧的车门跳了下去，向后面的车队小跑了过去。
不一会儿的功夫，后面的车就开了过来，一辆接一辆地从我面前经过。司机还在检查车有什么问题，我独自一人坐在驾驶室里也挺无聊的，便把身体挪到了车的右侧，从克罗奇科夫打开的那扇车门下了车。
我往车厢里看了看，战士虽然此刻帽子、双肩和后背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但还是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没动。我在钦佩战士们的同时，对给我们派车的领导也有一肚子的意见：这么冷的天，居然给我们派了三辆敞篷的卡车，让战士们坐在无遮无拦的车厢喝西北风。
路的右侧好像有个人工湖，远远望去，除了湖心那一小块面积，其它的地方已经结冰了。人工湖不是一般都在森林里吗，怎么在莫斯科河边会突然冒出来一个呢？带着这个疑问，我信步向湖边走去。
人工湖离公路大概有五十米，我踏着积雪小心翼翼地朝前走着。刚走到一半的路程，突然身后传了一个显得老成的声音：“喂，我说那位指挥员同志，您是来参加十月革命节阅兵的吗？”
我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位五十来岁的老年军官，他戴着一顶镶红色帽圈的大檐帽，红色的菱形领章上的金星表明他是一位将军。我迅速地数了一下，居然有四颗星，是位上将。我赶紧向他立正敬礼，报告说：“上将同志，您好！我是奥夏宁娜中校，奉命带部队到红场来参加检阅的。”
“很好！”将军点点头说：“您来的真是凑巧啊，我们参加阅兵的指挥员方队还差一人，您正好可以加入我们，来弥补这个位置。”
指挥员方队？！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听的一头雾水，不解地问：“什么指挥员方阵啊？其他的指挥员在哪里，我怎么除了您以外，谁也没有看到啊？”
“那不是吗？”他说着用手向湖面一指，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果然有一支小部队，跟在一名举着旗帜的军官后面，向我这里走来。
不一会儿的工夫，奇怪的队伍就从我们的面前路过了。我看清楚举旗帜的是一名少将，后面跟着的指挥员们的军衔普遍都比较高，除了几个政工人员，剩下不是将军就是上校，像我这个级别的都非常少。
“中校同志，动作快点，赶快站到队伍里去，和我们一起去红场去。再拖延的话，检阅就该结束了。”上将用命令的口吻对我说道，说完他便转身跟着队伍往前走。我不假思索地跟着上将的后面，一前一后地朝着莫斯科河边走。
“基尔波诺斯司令员！”一个尖细的声音突然在旁边喊了一嗓子，突如其来的声音让整个队伍都停了下来，大家一起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我看见说话的人穿着灰色军大衣，戴着狗皮帽子，鼻梁上还架着一副圆框的眼镜。他朝我们走过来，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基尔波诺斯上司令员，您不是在基辅突围战的时候牺牲了吗？”接着转脸对着举旗帜的少将说：“图皮科夫参谋长，您不也牺牲了吗？”然后又指着一名留着两撇胡子的政工人员叫道：“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同志，我是亲眼看见您被法西斯匪徒的炸弹炸得粉身碎骨地啊。”
啊？！听到这里，我不禁背心寒气直冒，赶紧往旁边跑了几步，来到了那个人的身边，用打颤地声音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他指着刚才和我说话的那名上将，说：“这是原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上将，举旗帜的是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那位是军事委员布尔米斯坚科同志，其余的都是西南方面军司令部里的参谋人员。除了我和赫鲁晓夫、布琼尼等几人突围成功外，其余的指挥员都在保卫基辅的战役中壮烈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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