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绛忧心忡忡的告诉了神宗自己的担心，提醒神宗新法的实行一定不能离开王安石，现在王安石远离京城所有的攻击都在指向他，表面上是攻击王安石，实际上是在攻击新法。
想要保住革命果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诏王安石回京。
韩绛一语点醒神宗，于是神宗派使者远赴江宁诏令王安石回京复职。
曾经淡泊名利，当年屡辞朝廷任命的王安石接到诏令没有丝毫迟疑，星夜奔赴开封，他的肩上担负着大宋王朝的国计和千万百姓的民生。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官复原职任首相，韩绛退居次相，吕惠卿得知王安石回朝后大失所望，原本升任同平章事的美梦落空，曾经的王安石是自己的贵人兼恩师，提携自己进入中书，而现在的王安石却是他通往权力巅峰的绊脚石，副宰相吕惠卿暗下决心，一定要斗倒王安石，当上首相。
吕惠卿还没开始动手，王安石和韩绛两位宰相先杠起来了。
起因来自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里一个负责执行市易法的部门，叫提举市易司，这个部门原来的长官叫做刘佐，能力很强，任职期间部门业绩非常好。后来因为用人失察被弹劾贬官，提举市易司换了好几任长官，业绩全部一塌糊涂，根本无法让部门有效运转。
王安石就提议，还把刘佐召回来担任提举市易司的长官，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好处。韩绛不同意，说刘佐是因为失职被贬，按律贬谪期内不能官复原职，坚决反对重新任用刘佐。
韩绛反对的很坚决，王安石就给他解释说，刘佐当年遭贬也并不是特别恶劣的罪名，仅仅是用人失察，他本人的品行还是没问题的，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不应该浪费人才。
神宗赞同王安石的意见，不过考虑到韩绛的建议，提了个折中的方案，就是先让刘佐回来代理提举市易司的领导工作，等贬谪期结束了再给他官复原职。
神宗的提议充分体现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家解决问题的水平，在不违反制度的前提下灵活选用人才为国家做事，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优解。
然而即使是这样韩绛依然不同意，坚决不同意起用刘佐，并当场提出了辞职。
一出简单的人事问题引起两位宰相政见对立，神宗最后也不置可否，刘佐的任命暂时搁置。
刘佐的任命搁置后，韩绛再次提出辞职，神宗不再挽留，韩绛罢相离京。
按说王安石此次官复原职，有韩绛的一份功劳，可朝政毕竟不是儿戏，重大的执政分歧掺杂不得半点儿个人感情，即使是王安石的政治盟友也只能黯然下课。
政治盟友韩绛如此，心腹下属吕惠卿也是如此。
吕惠卿自王安石还朝以来，仿佛手脚上了束缚一样，再也没有了往日推行新法的那股精气神儿。而就在这个时候弟弟吕升卿因为诋毁王安石被朝廷贬官逐出京城，王安石与吕惠卿的关系也紧张起来，吕惠卿便找到神宗，主动提出辞职。
神宗爱才心切，安慰吕惠卿，王安石用人一向唯才是用，不会因为弟弟吕升卿的事情连累到你，不必多虑。
吕惠卿解释说自己辞官也并非全因为弟弟获罪牵连，而是王安石回朝之后以自己的那一套着作理论作为真理，越来越专权，朝堂上已经没人敢提反对意见，自己也是多次劝他不要这么专横但没有效果，既然如此不如辞官。
神宗突然来了兴趣，据他了解，王安石的经义着作本身就是当年经过翰林学士和国子监讨论分析过的，有比较高的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否则也不会受到包括司马光等大佬们的肯定。
吕惠卿虽然也是进士出身，但论学问水平比司马光比苏轼等人差远了，司马光苏轼都是有名的旧党，在反对新法最激烈的时候都没有反对过王安石的文学理论着作，足见着作本身的价值。
那么吕惠卿到底为什么突然拿着作理论做文章说王安石专权呢？神宗追问之下，吕惠卿依然坚持是因为理论主张不同造成的分歧。既然没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鸡毛蒜皮的小事神宗也懒得管，敷衍吕惠卿一番了事。
事实证明，吕惠卿自请罢相也许才是最优解，因为紧接着谏官就开始不停弹劾吕惠卿的违法事迹。
在宋史里，吕惠卿是被放在《奸臣传》中的，被打成奸臣不是因为改革变法政治斗争得罪旧党，而是吕惠卿这个人品行真的不行。
吕惠卿的小舅子叫方希觉，学习不行考不中进士又想当官，吕惠卿就托关系给他跑了个官。接着又利用权势给方希觉揽功帮他升迁，帮他打击竞争对手，搞得方希觉任职当地乌烟瘴气。
吕惠卿的舅舅郑膺在老家侵占老百姓田产，当地的提刑查办郑膺，结果中途被吕惠卿安排调走，接着又给这名提刑罗织罪名贬官。
吕惠卿的另一名小舅子叫方希益，任职大理寺负责给罪犯判刑。结果判错了案子冤杀了人，吕惠卿又找人伪造档案证据给被杀的人制造罪名，最终帮方希益摆平的渎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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