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
本赋写的是的愚公移山的故事，人人耳熟能详。其本出于《列子·汤问》，是夏革向殷汤所讲述的十数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之一。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列子·汤问》起首说山，本赋便也从山写起：“止万物者艮”，艮是《易经》中的卦名，象征着山，山高则意味着阻断，故其曰“止万物”。而和《汤问》不同的是，赋者紧接着跟了一句“会万灵者人”。这样，只通过一组对句，赋者便构建起了一种自然（山）与人的二元关系，其进入主题的节奏，显然比《汤问》要快得多。“艮为山以设险，人体道以通神”，是进一步陈说。“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议其利害也”，是类比，亦是过渡。秦少游曾有言：“小赋如人之元首，而破题二句，乃其眉。”（《师友谈记》）所论虽是应试的律赋，但我们仍不妨借用其思其语：“山之大”，“人之心亦大”两句，实在便是本文“眉目”。山与人的关系，构成了本文的基本矛盾。
“昔太行耸峙”以下，全用赋法。“赋者，敷也”（《释名》），故其对山之高寒及愚公言语的描写，都较原文详尽。《汤问》写山，只写其隔断道路，而本赋写山，不仅写出其“千岩纠纷”的山势，更写出其居夏凝霜的自然景况。《汤问》写愚公受山之苦，只写他“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而本赋写他受山之苦，则不仅写他受交通闭塞的困扰，更写他受到潮湿和奇寒的折磨。“日月无私照也，山则蔽之；春夏无伏阴也，山则藏之”，自然本是无私的，但山却用其自身制造出了一种极大的不公平，这怎能不令人气愤！故愚公不顾已届垂暮之年，“激老氏之志”，誓要移除之。所谓“老氏之志”，原本于老子之语，亦即“不与俗人相随，守一不移”的“愚人之心”。本赋中所构建起的人与山的关系，远较《汤问》中紧张。山以其势压人，而人之精神亦因压力而越发突显。
以下“荷担而三夫杰起”，“畚斫斯备，其功聿修，于涧于沼，爰始爰谋”几句，是概括《汤问》中“聚室而谋曰”至“箕畚运于渤海之尾”一段，原文叙述较详，而本赋则略。而至具体的挖山过程，本赋则又趋于详切。一之日如何，二之日如何，三之日如何，赋者不仅详细记录下愚公工作的进程，更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火石迸落，走兽褫魄，神仙失所，这固是夸张，但彰显出的，却是一种一往无前的人间伟力。
人与山的斗争，终于惊动了上天。“山神操蛇闻之，乃壮其功，深其计，将惧不已，先谒于帝”，山神对于愚公，亦是既敬且惧，只好向天帝禀告。在这里，赋者将前文的自然（山）、人的二元对立，扩充了成了一种自然、人、神（天）的三角关系。关于神人移山的过程，《汤问》里只有一句“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写得很简单，而本赋则写得较为详细。“下拔乎三泉，上冲乎九垓”，同样写出了神人的伟力。
正因人和神同样具有惊天动地的力量，所以下文才将两者并列：“愚公之远大，未可测矣；夸娥之神力，何其壮哉！”愚公和神，同样值得敬佩。人和神的这种并列关系，是《汤问》原文中所没有的。
移山成功，意味着愚公之道得行。可是在其未成功之前，有谁知道他的道究竟正不正确呢？难道河曲智叟说的话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么？赋者联想到自身，不由得发起了感慨：“多岐在于亡羊，齐物同于指马。”歧路，所指的其实是各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或思维的方法。人之所以会觉得无所适从（多歧），正是因为远离了最根本的大道（羊）。如以大道为本，则人世间的种种行为其实皆为末异，从这个角度看，谈论齐物和指马并无分别。同理可推，无论是愚公的“移山不舍”，还是我的“修词忘倦”，亦都不过是人世间“歧路”之一种。愚公侥幸成功了，似乎证明他的路是对的，那么我呢？“吾亦安知夫无成与有成”，我所能做的，恐怕最多亦只能是像愚公那样“守一不移”吧。至于能否成功，亦只能听命于造化了。赋者最末的这一段消沉的议论，使得全文由热闹归于冷静。表面上，赋者似乎在阐发一种“秉要执本”（《刘向列子目录原序》）的道家思想，实际上，折射出的却是现实世界中迷茫的生活苦闷。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一个题材或某一主题被用不同的文体反复书写，会构成了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阅读本赋，可以参照《列子·汤问》中的原文来读，这样，对于认识不同文体的特点、历史思想的前后流变，具有一定的意义。本赋对《汤问》原文描写简略的地方进行了补充，展现出丰富的想象力，所描写的场面广阔壮观，韵律亦调配得十分和谐，虽结尾的思想略显低沉，但仍不掩其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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